一、自然存在时期(远古～1949年)
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传统文化的民族。 巴甫洛夫指出：“有了人类，就有医疗活动”。对于医药的认识，就是人们对疾病和治病的认识过程，它产生于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形成，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瑶族人民对医药的认识过程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是从以迷信鬼神开始到医药鬼神共存即巫医结合，进而到医药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即是由形成雏形信仰疗法、医巫结合到形成体系的经验医药及实验医药的逐步发展过程。
几千年来，瑶族医药的演变发展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只是由于过去种种历史原因，瑶族先民长期居住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和繁衍，“进山唯恐不高，入林唯恐不密”， 形成了封闭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集团。由于这样的经济集团生产技术落后，经济条件极差，加上交通不便，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甚少，整个瑶族社会发展的速度就比汉族地区的发展速度缓慢。直至解放初期，在社会生活中还带有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色彩。瑶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不能对本民族的文明发展如实地记载，更不用说医药卫生了。而另一方面，人类生存不免患病，为了本民族的生存繁衍，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寻找能够防病治病的天然药物，探索治疗伤病的方法。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瑶族先民逐步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掌握治疗疾病的方法和经验的人，被人们称之为瑶医，所用的药物称为瑶药，并以师传徒，父传子，母传女的口传方式代代相传，同时又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经验来提高自己的医术，这就逐步形成了如今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一套医药理论，为本民族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一切科学知识无疑都来自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物质生产的需要。瑶族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一样，是原始人类在物质生活的创造过程中，在生产实践和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总结积累的丰富经验。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社会进入氏族制第一个发展阶段，即原始氏族社会母系氏族公社初期阶段，当时早期原始人类生产力和人类思维还处于非常低下的状态。逐步进入新石器发展时期，即母系氏族公社晚期，成员过着共居、共劳、共食的原始集体生活。考古学研究亦表明，直到旧石器时代中期均未发现任何宗教遗迹。新石器时期，原始社会发展进入氏族制父系氏族第二个阶段，即氏族公社晚期向部落公社过渡时期，人类生产力有了发展，随着初期农业生产和驯养畜禽及手工业发展，采集和狩猎范围扩大，征服自然能力有所加强，人类思维有了一定的发展，才逐渐进行一些较为复杂的幻想，对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现象作出使之神化的歪曲反映，产生了对自然、对祖先的崇拜及各种图腾崇拜，产生了宗教这一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图腾崇拜是现阶段宗教文化生活的反映，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即原始社会末期之后，宗教的性质便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
瑶族有崇奉祖先的习惯。祖先崇拜是瑶族的原始宗教，这在瑶族的“过山榜”及各种传说、神话中都已有记载。瑶族宗教形成、发展是建立于他们族类的“万物有灵”观念之上的，一系列精神生活中的神秘力量成为支配着族类生活的精神因素，而宗教则是人类对于某些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力的崇拜。瑶族先民以为人死了，其灵魂不散，灵魂在阴间(活人在阳间)同样生活，而且坚信即使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也能够主宰他们的一切。那些死于非命的人(如跌下山死、溺水死、难产死)及没有生育的妇女死的灵魂在“超度”之前是不能与祖先共享儿孙供奉的供品的，他们的灵魂只能到处游荡觅食，这些灵魂瑶族称之为游魂或野鬼，并认为人若碰到这些游魂或野鬼，就要生病。即是说，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碰到鬼了，这就是瑶族先民鬼神疾病观的来源。人生病是因为碰到游魂或野鬼，那么病能否好转也一定与游魂野鬼有关。正是这些拟人意识和超人意念，构成了原始社会的鬼神疾病观。当人们还不能驾御自身而对疾病的认识还很肤浅时，那些有神论的病人，都归结于鬼神的捉弄，请巫师“超度”灵魂，经巫师的念咒、祈祷后，其战胜病魔的信心得到增强，精神状态好转，故抗病能力也自然而然的增强了。虽是唯心，但在不失为一种精神疗法。瑶族先民认为如果祖先的灵魂在阴间丰衣足食，万事如意，那么他们将保佑在阳间的儿孙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如果祖先的灵魂在阴间不得温饱，那么，他们将降罪于生活在阳间的儿孙，使其人畜遭灾。所以瑶族先民对于供奉祖先，都是非常虔诚的。信奉多神，定居的瑶族都建庙宇，而过山瑶则由于迁徙不定，无庙宇，便立几块石头作为偶像，这样也方便他们的迁徙。“过山榜”中有这样的记载“……手把强弓求野肉，将来谢祖敬家先”，反映了瑶族游猎生活的艰难和对祖先的崇拜。瑶族的宗教活动有许多，如“度戒”、“还盘王愿”、祭祖、祭龙、祭山、祭树及“打齐”等等，表达了他们感谢各种神灵的保护，祈祷家人平安健康的愿望。 巫师可以“超度”灵魂，使其安宁，巫师还可以问鬼、送鬼、驱鬼。据历史记载，在周、秦时期，瑶族的发源地洞庭湖一带成为巫祝势力最大的地区。由此可见，远在两千多年前，瑶族已有一支数目可观的巫师队伍。巫之治病运用“语言”这一工具，对患者进行精神上的支持，解除患者的思想顾虑，鼓舞激励他们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决心，使之能积极主动配合治疗，这便是信仰疗法。我们知道，人的精神能够影响机体的各方面机能，包括抵抗疾病的能力，当信神者患病后，当巫医给他(她)念咒施法后，自己确信已从神祗那里获得了福佑和愈病的力量，而且病邪魔怪已被驱离体外，这样人体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消极心理得以克服，自然而然地增加了战胜病痛的胜算。信仰疗法可以说是瑶医形成的雏形。
随着历史的推移，一方面，瑶族先民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地发现，人患病后，有的请巫送神，病不见好转，而有时还来不及送鬼，病却好了;另一方面，从生产过程中发现有时侯误吃某些动植物可使疾病好转或被治愈，这一切不得不引起瑶族先民的迷惑和思考。对于原始医药经验的了解和应用的先行者是巫师，因为他们是患者希望的寄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及接触病人的机会。巫师掌握了患者的心理状态，又吸收了原始的经验，他们不但在心理上，而且在症状及病原体上利用其掌握的经验，如利用某些植物的根、茎、叶具有的消炎抗菌和止血止痛作用等等，对患者给予治疗，使疗效大大提高。当时这些方法更加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从而使他们开始对用动植物治疗疾病有了初步了解。任何先进事物的产生，总是先依附于旧的事物之上，借其势力而发展，最后才能脱颖而出，取而代之，这就是巫、医相结合的最初阶段。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瑶族先民对自然环境不断了解，对动植物的一些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作为先知的巫师自然有条件得到更多的经验知识为本民族的生存服务。盘瑶中有一个传说，说的是：盘古在率其人民劈荆斩棘、驱虫蛇鸟兽过程中，常常有人受伤，其中有瑶民脚伤溃烂，经久不愈，后来有一夜在梦中得到一个白发白须老翁的指点，次日采回山大黄等三味草药洗敷，不几日就好了，此后该人就以同样的药为患有同样病症的人医治，均获奇效。因此，群众都称他为“仙生”，可以说这是巫医结合的一个典型例子。巫医结合为瑶族医药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及科学的发展，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疾病的发生是由于外界环境或病原体作用于机体，或由于机体本身某些部分老化使其机能失调，导致疾病的发生。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疾病向好的方面转化?又是什么力量使疾病向坏的方面发展?这些问题促使人们的思维及视野向生活的深度及广度延伸。经过不断地探索、总结，发现某些特殊的方法可使某些疾病向好的方面发展，如某些疾病用挑法后可好转，《后汉书?南蛮传》中有：“高辛氏，有老妇，居正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茧，妇人盛瓠中，复之以盘，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这是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有关瑶族先民针挑治疗疾病的例子，至今瑶族人民仍广泛地应用针挑治疗风湿痹痛、痧症、痔疮等多种疾病。另外，如毒蛇咬伤、跌打损伤等病用某些植物的根、茎、叶外敷、外洗即可治愈。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记载：“方春时，瑶女数十，歌啸山谷，以寻药挑菜为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录了零陵香的产地，瑶族对零陵香的栽培技术及特殊炮制方法。说明在宋代，瑶族不但懂得采药、用药，而且已懂得种药。针挑及草药的出现，标志着瑶医药的形成。生活中看到被毒蛇咬伤可以致命，就懂得用蛇毒制造毒箭射猛兽。《密洛佗》的人类起源书中云“……到山上去找来十二种草种，涂在箭头上，再拿去射鸡、猪、牛、马，如果这些都被射死后，才能射太阳。”用毒箭围猎可以事半功倍，进而将毒箭用于战争。瑶族在几百年抵抗统治阶级的围剿中，毒箭起了积极作用。在宋代，瑶族先民在防毒、去毒及用毒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知识，而药与毒又密切相关。这都标致着瑶族医药得到长足进展并形成了本民族独具一格的瑶医药体系。
由于种种原因，瑶医药没有专门的著作，但在一些古藉和地方志中，却有许多零星的记载，瑶人懂得用草药和手法技巧治疗疾病，在古籍中也有记载，如瑶人“善识草药，取以疗人疾，辄效”(包汝辑《南中记闻》)和“忽遇药箭，急以刀剜去其肉，乃不死”(周去非《岭外代答》)等，所以说瑶族医药确是人类古医药之一。到距今三百年前，瑶药有了进一步发展，“瑶族长期以来，依深山为居，……以砂仁、芋、楠、漆、皮、藤为利，至地力竭又徙他山”(清?道光屠英《肇床府志》)，他们在“耕作之暇，入山采药，沿途行医”。近百年来，瑶医采用药物治病的医术不断得到提高，不仅为本民族内部人民治病，而且跨县过省行医卖药。仅金秀大瑶山“每年都有几十名草医，将十多万斤草药运往国内各大城市，一面行医，一面销售”(金宝生《可爱的大瑶山》)。如果从清代道光年间的史书记载算起，瑶族在南方城镇行医卖药至少已有150年的历史;假若从宋代瑶民出售灵香草、蜂蜡等药材产品算起，已历时六、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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